长沙都有哪些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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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锷墓

蔡锷墓是护国军领袖、中华民国名将蔡锷墓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白鹤泉左后方的山上，蔡锷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日本，1917年4月12日自日本归葬于此。

蔡锷墓占地1974.72平方米，系岳麓山民国名人墓葬之一。1956年被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

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支风荷，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1988年，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所组成。

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此外，还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女尸1具，以及方剂书籍帛书《五十二病方》。

4、天心阁古城墙

天心阁古城墙位于长沙市城南路与天心路交会处西北，是一座体现明代汉族建筑风格的古建筑。明洪武年间(1368～1398)，长沙守御指挥邱广营建长沙城垣，将元代所筑土城墙全部改用石基砖砌。今仅存天心阁古城墙一段，余已拆除。

明末，张献忠率部攻入长沙，城墙曾遭破坏，清顺治十一年(1654)，洪承畴驻节长沙，拆运明藩王府砖石修筑城墙，使长沙再度"城池崇屹，甲于他郡"。长沙古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月城 ”，又名瓮城。

顾名思义，因形状像半个月亮而得名，是古代兵勇囤兵和放置炮台的地方。它一般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放置远射程大炮，下面放置近射程大炮。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5、曾国藩墓?

曾国藩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是清末名臣、湘军创始人曾国藩的墓地。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封堆，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

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后立碑三通，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宽2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 ，计22字，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长沙

章安街道的章安历史

清宫钦天监为宣统皇帝大婚选定的奉迎礼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时。为了保证皇后进宫的吉期，凤舆将提前两个时辰出发。

公元1922年12月1日零时前后，虽已退位却依法拥有尊号的清朝宣统皇帝，身穿龙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庄严肃穆的乾清宫内升座，亲送凤舆出宫，前往地安门帽儿胡同后邸迎娶皇后，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礼的序幕。

钦天监的选择代表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礼定在寅时（3至5时），则迎娶过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钦天监同时还规定，皇后升舆、降舆必须避开亥（21至23时）、卯（5至7时）、未（13至15时）“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适当。后半夜里整个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摆场面，又是月儿将圆的时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点儿不碍眼。

根据宣统皇帝的一道“上谕”，贝勒载涛总办大婚典礼一切事宜。载涛受命后当即查阅《大清会典》及历代皇帝大婚档案，决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进行，并考虑酌添民国以来的新花样。经过预算，确定“大婚经费力求撙节 ” ，总开销按当时报道主要有两种说法：1922年10月28日《平报》说，“清帝婚礼用费”，“近由筹备婚礼处王大臣核定为四十万元”；1922年10月30日《国强报》说，“因库款支绌，经婚礼大臣载涛?、朱益藩、绍英、耆龄等会议，力为缩减，议定大婚经费（统计）一百万两 ”。百万两即百万元，两说相距甚遥，这不过是预算，实际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溥佳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是花了40万元，即以此数计，按当时价格可以购买20?万袋“洋面”，实在也够奢靡的了。

为了筹措这笔浩大开支，清室曾“备具公文”向民国政府追讨历年积欠的“优待费 ”，答复竟是“碍难照办”。继而商定向英国汇丰银行抵押借款，为此从内库中捡出金盘、金瓶、金盒、金碗、金壶、金樽、金手炉、金如意、金葫芦以及珍珠、翡翠、白玉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都是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历朝遗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随后将其中金银器皿分装四十一箱，将瓷器、玉器陈设品分装两大木桶，于1922?年11月2日用11辆汽车运往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后因赎回抵押品的款项始终不能筹足，这些国宝也就因超越时限而“押死”，成为伦敦的财富了，这便是宣统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笼罩着巍峨而森严的紫禁城。从辛亥革命后不久宣统皇帝下诏退位起，这里虽然也热闹过几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殡那天，1917年溥仪因张勋复辟而第二次登极那天，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隆重。

据当时报道，清宫各门如神武门、景运门、乾清门等都悬挂了门神，左神荼，右郁垒，画像丑怪凶恶，妖魔鬼怪大约是不敢前来逞能的了。恭迎皇后的凤舆确定由东华门中门出入，因此该门还特殊装点一番：大门左右两侧临时安装了四只水月电灯，门神当然也是不可缺的，门前扎彩坊，在用黄绸扎作巨龙盘旋状的彩柱下面，站着两排身穿大礼服的军警。

清朝历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喜轿均由紫禁城正门——午门进宫。明清两代出入午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午门的中门，实际是皇帝出入的专用门。但是，允许皇后在大婚典礼中乘喜轿入宫通过一次，还允许殿试中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个人出宫时走一次。至于文武官员、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门的东偏门、西偏门以及东西两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宫内低级官吏、内监、侍卫、御医、厨役、工匠等干脆不许出入午门的各门，只能走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对于皇后来说，一生中也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进入午门的中门，正是一身荣耀、九族沾光，这哪里是过一道门的简单问题呢!

民国以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转归北洋政府使用，溥仪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后半部，因此他的迎亲喜轿不但不能再进大清门、午门的中门，也无权使用前三殿范围内的东华门和西华门。如果让堂堂皇后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实在有失隆重。经大婚礼仪处与北洋政府反复磋商，决定为皇后进宫破例开启东华门。那天，东华门左门柱上还高悬一块红色纸牌，上书“观礼、庆贺人员均由神武门出入”字样，表明此门是专为皇后开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门闩的凄凉、冷清的东华门，一下子充满了喜庆气氛，变得热闹而气派。

高高低低不同层次的观礼人员，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陆陆续续由神武门入宫来了。神武门前汽车、马车、骡车摆得满满的，神武门额也装点了彩棚。据“庆贺瞻礼人员登名簿 ”记载，最早来到的是溥仪的六叔载洵，而最后一名是北京警备司令部的高级警官聂宪藩，有头有脸的人物共237人。其中有外国男女人士二十多人，中国地位显赫的女士三人，国会议员二十多人，身穿民国大礼服的政府武官和穿燕尾服的政府文官二十多人。其余为清朝皇族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遗老阔少，以及在小朝廷任职的官员等，他们身着清制礼服。这些观礼人员中只有少数地位高的可由景运门入内，普通观礼人员及外国人均在景运门外。景运门旁燃点羊角双喜字立杆灯五十对，南路铺厚棕地毡，转至乾清门，并有仪仗器具。

宣统皇帝溥仪踩着子夜的更声跨进乾清宫。这里，已在皇帝宝座前摆放了三张礼桌：中桌放着“节”，它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桌置一“金册”，西桌置一“金印 ” ，它们并非册封皇后用品，册封典礼已在头一天举行，“册文”和“宝文”也已送到婉容手里了。这“金册 ”和“金印”表示着皇后备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给皇后的最重要的礼物。

当宣统皇帝跨进乾清宫之际，悬挂在宫外东西屋檐下的钟、鼓、石磬等古老乐器耸然鸣?

响，由十六种乐器演奏“中和韶乐”的《隆平之章》。溥仪在乐声中先向三张礼桌巡视一遍，然后登上宝座，乐声亦就此而止。继而群臣朝拜，设在殿外阶下的“丹陛大乐 ”开始演奏《庆平之章》，王公大臣、正副使节以及观礼人员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进殿行三跪九叩大礼，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贺，礼成乐止。?正天使载振和副天使昭煦跪听宣读迎娶皇后的圣旨并受“节” 。当溥仪“降座”离开乾清宫时，“中和韶乐 ”再奏《显平之章》。这时，迎娶皇后的仪仗队已在乾清门外乃至景运门外列队待发了。

庞大的迎亲仪仗，充分显示了三百年清朝统治的“余威” 。

最先为步军统领衙门马队，以下顺序为北京警察厅马队、保安队马队和两班军乐队，一班演奏外国乐曲而另一班演奏中国乐曲，当然只能分别演奏。继而是无人乘坐的一顶黄缎银顶轿和三辆黄缎银顶车，这是皇帝送给皇后以备平时使用的，所以要空着抬来抬去。再往后是七十二个手执龙凤旗、皇伞以及金瓜、斧、钺、棍、牌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銮驾，是皇帝或皇后出门时必不可少的摆设，还有众多轿夫抬着的四驾黄亭，原来摆在乾清宫东西礼桌上的“金册”、“金印”以及唯皇后才有资格享用的凤冠霞帔等物端放于黄亭之中。

紧接着，又有六十个手提大型宫灯的人。这中间也插入了清室官员、民国政府派来协助照料的警官以及警察保安队、步军统领衙步队和中、西两班军乐队。这后面才是统率迎亲仪仗的最高官员：手持“圣节 ”的正天使庆亲王载振和手捧“圣旨”的副天使郑亲王昭煦，这“圣节”自然是刚刚在乾清宫中间礼桌上摆放过的，而“圣旨 ”也是刚刚宣读的那一道，只有皇帝亲派的使节才有资格持节捧旨。衡永等八名御前侍卫由正副使左右扈从，而使节身后还有人拿着轻便香炉，上插已点燃的四炷香，一丝丝轻烟旋入夜空。

最后才是皇后乘坐的凤舆，这驾金顶凤舆三天前就摆在乾清宫的丹墀上了，是光绪大婚时在杭州订制的，这次又重新釉饰了一番。凤舆又称喜轿，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轿子，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轿顶涂金，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圆形，正中装饰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凰象征幸福和幸运的新娘，象征高贵的皇后，凤背驼着喜轿的金顶；第二层也是圆形，黄缎绣的蓝凤凰的轿檐环绕一圈，轿檐上站着九只小金凤；第三层为弓背形出方檐，檐四角各站一只金凤，嘴里都衔着被称作“垂地流苏”的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帏以明**云缎作底，上面绣着五彩凤凰。喜轿左右两侧设有透明玻璃方窗，装饰有金色双喜字。轿前垂帘，轿里和座套全是红缎绣蓝凤凰、金喜字，还有五彩云朵、蝙蝠和吉祥花。四周绣葫芦万代花边，寓有多福多寿、子孙万代、繁衍不绝之意。凤舆周围除三十二名清室官员和若干民国军警随行护卫，还有牛角和大鼓各百余对，以壮声势。

载涛作为大婚典礼的总操办人，又把贴身照料新人和喜房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贞。姜氏出身于广东名门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工于诗书，擅长绘画，广有见闻，谈吐文雅，为人机敏，处事果断，在溥仪的大婚典礼中还真露了几回脸呢!

凌晨1时过后，迎亲仪仗排列就绪，溥仪乃派使臣率姜婉贞以及前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妻和两名“命妇”，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 ”安放在凤舆内正中。随后起轿，从东华门出宫。凤舆发走之后，载涛之妻等福晋、命妇、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宁宫东暖阁，为新娘和新郎铺设龙凤喜床。绣有“龙凤呈祥”精美图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订制的。喜床中央放一个装满珍珠、宝石、金银钱以及五谷之类的“宝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铺设完毕，她们便出神武门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与此同时，溥仪另派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等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他自己则退处乾清宫西暖阁休息，等候皇后入宫。

迎亲队伍超过三千人，由东华门出东安门，踏月夜行，浩浩荡荡地向北而去。经北池子，往西北进三座门，过景山东街，出地安门中门，沿地安门大街入帽儿胡同，西行到达皇后府邸。一路之上，黄沙铺道，净水泼街，到处有红、黄两色装饰，?这里从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厅宣布戒严了，然而，马路两旁仍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大体都是住在这一区段的居民，却不许随意走动。至于得到允许可以观礼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 ”发放的钢质徽章，见章放行。

在扎着彩坊的皇后府邸大门前，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皇后之兄郭布罗?润良和皇后之弟郭布罗?润麒，早已跪在那里迎接圣旨和圣节的到来了。迎亲仪仗队抵达之后，这父子三人首先面对圣旨和圣节恭行三拜九叩大礼，继而随正、副天使进院，凤舆也随之抬进前院。然后，撤下在太仆寺雇佣的普通轿夫，换上太监，再一直抬进内院，放在正房台阶前，面朝东南。这个方向也是清宫钦天监规定的，该机构根据占卜宣布：皇后升降舆时应向东南吉方。抄近路先期而至的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和女官请皇后梳双髻，戴双如意，穿“龙凤同和袍”，一切准备停当。

凤舆到后，由正天使载振宣读圣旨，皇后亲自接旨并行礼。据庄士敦说，“她跪在地上，然后行一系列复杂的礼，包括六次手臂下垂、头部微抬的起身，三次下跪和三次鞠躬。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种礼节等同于最尊崇的跪拜——九次屈身叩头”。行礼毕，接受金册和金印。与此同时，姜婉贞等又为皇后升入凤舆而准备了。她们先燃藏香，在凤舆内熏绕一圈儿，再熏皇后用以盖头的锦帕。熏完，将凤舆内正中那柄“御笔用宝龙字如意 ”移到旁边，请皇后手执苹果和如意，搭上盖头，升入凤舆。待首领太监刚刚垂下舆帘，抬轿的太监们便?

一个个伸直了腰板，经过内院、外院，一直抬到皇后府邸大门外，再换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打道回宫。

此时为凌晨3时许，天空晴朗，月亮仍然圆满、明亮，月光皎洁。迎亲仪仗队的队尾已经走出帽儿胡同东口，还能见到皇后之父郭布罗?荣源跪在一片红色的垫子上目送爱女入宫。凤舆在长长的仪仗行列中，走南锣鼓巷向东，经北皇城根宽街，南行过大佛寺、马市大街，至丁字街向西，进东安门大街，渡桥入东华门，此时比预定的入宫时间（凌晨4时）稍早，为3时40分。这期间，月亮已经隐去，路灯又很稀疏，天黑下来了。然而，围观者仍是挤满了街道两旁，他们都很规矩地站在维持秩序的警察后面，以民国国民而看到清朝皇帝大婚的场面，实在是太宝贵的机会。观众里面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梅兰芳，他是在演完夜场戏吃饭时偶然碰上大婚仪仗的。许姬传先生回忆说：

1922年冬的一天，梅先生在东兴楼吃晚饭，正赶上逊帝溥仪大婚，街上交通阻塞，梅先生和几位朋友就到真光**院楼上休息室看热闹。据梅先生说，只见一对一对的戴红缨帽、穿官衣的人，骑着马举着旗枪，缓缓地前进着，好半天才过完。接着是一对对备着金鞍玉辔的马，但没有人骑，也同样排着两行队。然后是全份銮驾执事，包括金瓜钺斧、朝天镫和各种旗、纛、伞、盖等，都是成对的，人都穿着校尉衣服，排队步行。接着就是大鼓和号、喇叭等，但并不奏乐，街上静悄悄地只听见远近无数的马蹄声。乐队后面是一对对穿花衣、手提牛角灯的人。提灯的后面又都是骑马的了，有几对戴顶翎、穿黄马褂、挂腰刀的，最后有两个骑马的人都是翎顶辉煌的，其中一个举着“节”（京剧《苏武牧羊》里苏武举的就是这个家伙）。后面就是一座有很多穿校尉衣装的人抬着的“凤舆”（“皇后”婉容就在里面）。紧靠着“凤舆 ”前面有几对提炉的人穿着花衣，可能是太监。在“凤舆”后面跟着的又是一对一对骑马的人，戴着顶翎，穿着长的豹皮坎肩，手里举着豹皮枪。还有些佩刀弓矢的骑着马的官员。这些仪仗，大概有两个小时才过完。梅先生坐车回家时，看到临街铺面房上都站满了人。

梅兰芳先生所见颇为真切，正可与大婚实况相印证。据记者报道，沿途围观者起码有数万人，而佩戴钢质徽章的先生、太太、少爷、** ，或乘汽车、或乘马车、或乘洋车，往来观礼，络绎不绝。

凤舆经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又被缓缓地抬到景运门，太仆寺的普通轿夫就在这大理石台阶下最后被撤去了，接过轿杠的太监们庄严而谨慎地把凤舆一直抬到乾清宫前正冲着皇帝宝座的地方放下。从东华门到乾清宫，所经各门门座前后全部铺设了棕毯，且凤舆起落的几处地方铺设了红毡。

照满族传统，新郎要在新娘下轿之前向其头顶上方连射三箭，?为的是赶走黑煞神以确保平安。对于皇帝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须接受惩罚。起初溥仪挺有兴趣，接过箭来要射，却被姜婉贞挡住了，她考虑到溥仪高度近视，大婚典礼的场合又不能戴眼镜，一旦失手伤了皇后就不好办了。溥仪听了这话有道理，也觉得没必要墨守陈规陋习，遂临时传谕把射箭仪式免了。

按清宫祖制，在皇后下轿之际，前一日入宫的淑妃要亲率女官和宫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与皇妃间的等级尊卑。溥仪想想似也无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别让淑妃下跪了，于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礼。

溥仪被引导着先往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去了，有资格随凤舆来到乾清宫的王公大臣、清室内务府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师傅们也都退去了。凤舆周围只剩下姜婉贞等福晋、命妇、女官和太监，皇后这才由人们拥戴着走出凤舆。姜婉贞立即上前接过皇后手持一路的苹果和如意，又递给她一只宝瓶，这都是大婚典礼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随后，搀扶着仍搭盖头的皇后，在手执珠灯的女官导引下，经东隔扇，进坤宁宫，来到东暖阁前。

在这里，新娘还必须照满族习俗先迈越一只预先设下的大火盆，以期将来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然后再跨过马鞍和苹果，乞望婚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演完这些节目，姜婉贞才接过皇后手中的宝瓶，把她领到皇帝面前。这时，有人向溥仪呈递一杆新秤，请皇上用秤杆揭开皇后的大红盖头，这大约是满族人让新娘计划柴米、俭朴度日的习俗。姜婉贞颇为细心，生怕毛手毛脚的溥仪挑着皇后的脸，便从他手中取走那杆秤。其实皇家的新娘谈何节俭?于是溥仪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脸上的盖头，第一次看到她的美丽面庞。

婉容美丽的面庞第一次出现在溥仪面前时，曾经引起他的好奇，却未能产生强烈地吸引他的力量。

从揭开盖头起，婉容的婚后生活就开始了。照满族风俗，皇帝和皇后在洞房中还要完成一系列礼节。

福晋等……请帝坐居龙凤喜床上左面，再请后坐喜床右面。女官先设金盆于喜床上，以圆盒盛子孙饽饽，进请帝、后同食，毕。福晋等请后梳妆上头，仍戴双喜如意。加添扁簪及富贵绒花，戴朝珠，行合卺宴饮交杯酒。并有结发侍卫夫妇在殿外唱交祝歌，毕。女官撤宴桌，福晋、命妇等请帝、后御龙凤喜床上面，向东南方行坐帐礼，毕。女官仍设金盆于喜床上，福晋等再请帝、后进长寿面，毕。礼成，遂退出宫云。

同食“子孙饽饽” 、“行合卺宴饮交杯酒 ”，又进“长寿面”之后，对于健康的少男少女来说，自然是温柔而甜蜜的花烛夜了。然而，溥仪却离开了那张“龙凤喜床” ，那张位于高大宫殿圆柱后面、“日升月恒 ”匾额下面的大床，那张挂着“龙凤呈祥”刺绣大红缦帐的双人木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不久前特意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向国外购置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还是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章安，1984年前属临海县，后政区划归椒江。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始设县治，千百年来的风霜雨雪，使残存地表的历史文化古迹遗存所剩无几，然而距地表以下几米或几十米黄土深层中，六朝时期的大型古墓葬群，层层叠叠，纪年时代详实。从开山、翻耕、播种、疏浚河道，伴随出土各式文物，散落村野的瓦砾，火烧土块，陶瓷碎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章安的辉煌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历史内涵。古时章安气候温和，有山海之绕，溪谷相间，为平原山丘腹地，境内大多为海冲积平原，在漫长的演变成陆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淤涨状态，在商代已处于湖沼泽地。春秋至战国时期，丘岗地带，山麓前沿有大片地土与湖泊群出现。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依山傍水的山麓地带，开始有原始的山越土著居民栖息和活动。他们聚居于山坡丘陵地带，从事原始农耕、采集与捕捞。章安遗址地带独木舟残骸的出土；七十年代，章安花园村张岙岭出土的石凿、石镰、陶纺轮；九十年代，湖边鹫岭出土滑石纺轮，杨司谢杨官坟山出土石镰、石刀等新石器遗物；章安桥以南地区出土鹿角，这些地方各种石器遗物的相继出土，显示了章安以农耕为主滩涂捕捞兼顾的远古人类生活场景。

夏商周时期，章安属扬州，为瓯越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对于地广人稀的东南沿海，秦王朝一般弃而勿属，归属闽中郡，之后为开拓疆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汉书?高帝纪》亦谓：“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 ”。秦时章安设置回浦乡，隶属会稽郡鄞县。汉时期已开拓，并进而控制和管理浙南闽北，以至整个东南越族。汉北方南迁的人口和本地土著山越杂处，人口已繁衍至相当规模，由于秦汉开拓疆土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因此章安政治、军事地位也趋日益重要。《汉书》云：“北去辽宁，南及交趾，贡献转运，皆从东瓯，东冶”。据考东瓯、东冶皆指章安故址。

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始设回浦县于章安，属会稽郡，章安一直是汉晋至隋时期的县旧治。经两汉经营至三国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镇和军事要塞，为海口航运一方要津都会，是中央政府藉以控制瓯、闽两越的军事重镇。章安不仅是我国历来古代首县，沿海港口，军事要地，郡县制厅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是两汉至三国吴时期军事机构会稽郡，东部都尉的治所。正如东汉杨雄《解嘲》中有“西北一侯，东南一尉 ”，其中的“一尉”指的就是此地。章安的兴起，是与地理环境与政治因素相关的。如汉武帝所指的“东越狭多阻”，交通不便，唯有此地地处椒江河口台州湾沿线，有水上交通之便，易与外界联系。《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总论郡传》云“唯边郡往往置都尉”，作为东南沿海边远地区的西汉统治对章安设置回浦县治，并置军事机构东部都尉，这是军事战略上的权益之计，为镇慑边远地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章安自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设置回浦县，东汉光武帝时（一说章帝章和元年）改为章安县，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251）析会稽东部置临海郡，到唐武德八年（625）归临海，基本上皆为郡（临海）县（回浦、章安）的旧治。

随着政区的拓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社会获得全面发展。新淤沉积的土地成为外来移民定居的理想开发场所，择高而肥者耕作。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章安人口聚居密集。此时已有姓氏宗族出现，赵国旧臣马天隽，为避秦害来章安隐居（三门县志）。《三门马氏宗谱》记载：“秦末，有马生鸾者为避秦乱，举家自章安泛海至马家山居焉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砖录》记录和近出土发现章安六朝时代的姓氏王、吴、高、陈、许、蒋、潘、丁、左、朱等。如岙里坑窑址中的三足支座托面底部之间则模印阳文“金”字或模印阳文“宫”字和一些如青瓷礁斗底部刻划“李 ”字，估计为该窑的工匠姓氏。朝代纪年中有模印纹饰砖，有西汉的“建元”、“元平” 、“永充 ” ，东汉的“永宁、延熹”，三国“赤乌”等最早年号砖，还有一些陶瓷器上的模印和刻划铭文，有些青瓷器物的腹部上用褐彩书写纪年文字，临海开井窑址中发现一块青瓷残片上就有褐彩书写纪年文字，仅剩“日作 ”二字。至于东汉后期时留下的残砖铭文就更多了。晋代“八王”之乱后，中原烽火连年，北方士民相继南渡，或因战事、或因政治等原因，不断南移入台，带来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章安境内周边地区深埋出土汉至南朝各时期的大量墓室及铭文墓砖有“泰和四年八月一日冀州（369）（今河北省高邑县）”，“兖州济阳郡济阳县都乡观化里朱伟妻 ”等铭文砖；民国七年（1918）二月，章安东路出土“部曲将印”和1971年疏浚百里大河,在八连桥境段村农捡得“军假司马”汉官印；九十年代出土魏晋南北朝流行的六面“朱征寿”私印，青铜带钩印等中可以看出。它反映了章安政治、军事的历史地位和人口迁徙的一个佐证，从而联缀起海隅章安与中原之间文化联结，同时章安也已经与中原地区踏出同样的步伐，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一幕幕上演的历史正剧，从中看出华夏文明影响力之深厚久远。

军事重镇的章安港同时也是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代五大海港之一。“三国吴大帝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得夷洲数千人还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近代不少学者认为这次远航的出海口就在章安港。这是我国历史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往，也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经营台湾，意义重大。六十年代湖巉村以北鲎山以南之间还曾掘出船桅、船板等残物，这对回浦故道上的古章安湖范围确认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海运事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古章安的传统手工业、文化相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瓯越民族已从事纺织、造船、陶瓷等劳作。秦汉时期，山越土著居民已经与中原汉人频繁交往，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六朝的章安，随着政治地理的开拓，经济各方面迅速发展。三国吴时期，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时临海郡的物产和风土人情。已经有“丹丘谷夏秋再熟”的记载，丹丘是当时临海郡的别称。经济作物种类很多，以豆为主而普及，干姜为最有名。

南朝时章安的干姜已是朝庭贡品，据唐官编《新修本草》说：“出临海章安者佳”。《唐书?地理志》也记载：“旧贡干姜出章安城门黄杜者佳 ”。《南史?孔琇之传》载：“孔琇之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干姜二千斤，齐武帝嫌其少。乃知琇之清，乃叹息。”《南齐书?孔琇之传》而作“二十斤”而实也。除贡品干姜外，“芒屩 ”生产也为时瞩目，实际上所谓“芒屩”而是当时络麻编织的草鞋，专供士大夫阶层，啸傲山林，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当时主要手工业是陶瓷业。章安陶瓷烧造业历史可追溯商周时期，瓷器到东汉后期渐趋成熟，至六朝几乎达到鼎盛。目前章安浦河上游溪口铁场村、岙里坑、安王山、马岙村、鲶鱼坑口、棺田山和开井村后山，青瓷窑址群林立。今考古发现为六处之多，遗址定立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溪口青瓷窑生产有壶、罐、洗、钵、瓶、碗、罍、碟、盂、仓、杯等十多类五十余个品种。青瓷轴色淡青如洗，滋润光泽，素雅古朴，轮制成型，模印、雕、堆、刻、镂、捏等技法，还兼烧冥器。

章安濒临椒江，椒北平原一湾之外即是东海，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古代越人善于操舟，主要从事渔业生产，仅灵江流域就有。唐道宣《续高僧传?智顗传》云：“智顗于陈太建七年（575）往居临海，民以沪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的记载，海上捕鱼相当规模。同时章安也得渔盐之立，唐代在章安黄礁西新亭头设新亭盐监，今址在黄礁山横村溪头杨老人洞下缓坡，设监官管理盐业，成为当时江南十大监之一。北宋熙宁三年（1070），涂桃平原建立杜渎盐场，盐业生产已成为当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章安古时交通也很发达。章安属古越之地，古代越人“善于操舟，水行而山处，以船为本，以楫为马 ”，过着耕种渔猎生活。随着手工业逐渐兴起，经济开始繁荣，出现了航运海港——章安古港。陆路贯通南北，北来古驿道从鄞县、句章（宁波）南下而来，经三门悬渚驿，临海二岭脚横溪驿，抵章安。南来北往，驱使经济繁荣。章安出土的各式钱币，如三国吴钱“大泉二千”，西汉“大泉五千” 、“大泉当千 ” ，秦汉半两等还有大量各种版式的五铢钱，间接反映出该地经济状况的一个侧面。

政区拓展，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具有影响的是宗教的传入。东汉末年佛道两教均已传入台州，有典可考的临海寺院最早数晋太康（280—289）的涌泉延恩寺，永康中（300—301）的章安灵穆寺，章安灵穆寺系土人舍宅创立于晋永康二年（301）。章安北郊梓林山兵陈宅村九子罗汉岭脚的“栖道”寺（无碍寺旧名“栖道”），隋改“摄静”，宋改“无碍院 ”，是南朝章安令吴备子法云，后主持天台山五祖章安大师灌顶（561—632）的出家处。章安境内还出土青瓷碗，刻划的莲纹饰，各种堆塑罐上的佛教人物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临海岙里坑窑址中的陶质碗，内底饰一圆圈，周围刻划九朵莲瓣，东晋至南朝时期则普遍使用莲瓣纹装饰，如鸡首壶肩、瓷碗内外均刻划莲瓣等。

随着政治与地域的开拓，章安豪门世族的形成和文人雅士逐渐兴起，以及经济不断发展，作为临海郡治的章安，逐步成为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

金鳌山西古河道，湖沼之间，三面回浦，九曲回觞。旧迹章安湖形成在回浦故道上，在自然和人力作用下逐渐形成风光秀丽的章安湖。据刘宋时孙诜所撰《临海记》描述：“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者常致三四百人”。《太平御览》也有类似载录：“章安古城北有风景优美的大湖，曰：章安湖。湖侧有山，山顶平展，可容三四百人相聚，每逢秋日重阳，郡县长官、文人、士子相聚湖山，行乐优游。”可见当年的章安，城市繁华，生活富庶，湖山入胜，建筑精美。

八十年代初，文物工作者曾多次对古章安遗址进行调查考察，并出土了部分建筑构件，钱纹平砖、板瓦、筒瓦、瓦当、滴水、出土尤为丰富。九十年代初在章安长丰街出土宋祥符寺地砖。1997年，前所中学校园内因建房在“保荣观 ”遗址夯土层中出土大量的汉代云雷纹瓦当（直径14厘米）。2005年初，在水退基回浦郡都小区工地上出土汉代人面纹瓦当、筒瓦，三国时期的油灯、钵、碗等瓷器残件。

同时，一些文献也记载了西晋泰始年间（265—274）晋章安令成公绥登桥望江制云赋。桥至迟始建于晋代，初为木结构，因桥栏朱赤，称赤栏桥。初建时，“桥上有亭，东西有楼”出土有瓷楼、魂瓶和五孔谷仓罐上的瓷塑建筑、歌俑等形象，还有猪栏、狗圈、鸡笼、灶、炊具、酒具等系列，生动地再现了千年以前人们生活起居的真实面目。同时章安冶炼的技艺也达到一定水平。如出土的青铜带钩、青铜镜、青铜剑、铁剑、青铜洗、青铜碗、礁斗、熨斗等系列，青铜器上的精美纹饰和雕刻。尤其青铜镜铭文纹饰最为华美，还有一些小件的手工艺品，如男士头髻上的发簪、银质钗、青铜钗、料器簪（玻璃）；士庶妇女的红玛瑙、绿水晶等各式束腰、椭圆形、瓜棱形的各种耳珰。还有金质的戒指、手镯、银镯、银戒指、带扣、鎏金的青铜镜等工艺制品。

章安又是我国史学界尚有争议的“东冶”所在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越国冶炼青铜器的地方，因其位于会稽东南而闻名。至今章安镇梓林湖边村九子山麓、溪口铁场茶园山等均发现了青铜冶炼遗址，湖边村渣岗头积存大量青铜矿渣冶炼残物碎块。为古代相传和文献记载中的“东冶 ”可能性较大，并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章安到了隋唐“移其县于镇” ，六朝时期的郡级机构迁移临海城的大固山。唐初复析临海为临海，章安、始丰、乐安、宁海五县以置台州，州治遂改临海，从此临海便一直为台州的政治文化中心。至唐武德八年（625），章安复入并临海，郡徙县废，自是便每况愈下，渐趋冷落。

唐时台州是地僻荒无的海隅边郡贬谪之所。到了宋代，章安港也有一定地位，是临海、黄岩两港的前沿，仍然不失为海道的出发港。南宋建炎后，为控扼海道。宋熙宁七年（1074），设亭场于黄礁百家之下，扼守章安港水域，皆防托海防门户。宋代章安又是临海大集镇之一，商业繁盛，设有章安镇税场。酿造业发达，设有酒库、醋库等坊场，实施专卖，仍保持县级的经济机构和地位。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浮海避难乘楼船弃明州，正月初二舟至台州湾外牡蛎滩，晚泊金鳌山下，正月十八泛舟去温州。后文天祥自元营脱险途经椒江，也登临金鳌山，哭拜当年高宗驻足处，感慨写下了《入渐东》诗篇，巡道追随献高宗的宋女词人李清照等也随尾登临章安。

宋代奖励对外贸易，南渡之后尤为重视。绍兴七年与十六年就两次下诏：“市舶之利最厚” ，“颇助国用……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 。为发展对外贸易，除在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外。位于明州、温州之间的章安，虽然没有市舶设置，而市舶交易却照样存在。南宋初，就有冯安国巡视金鳌，松门市舶贸易的记载，市舶务专管海口贸易。宋代章安北郊溪口铁场，据传唐宋时，旧有二里方圆的铁沙场。据《嘉定赤诚志》载：铁矿记载不修，临海雉溪广济（今溪口铁场）宋以来的冶铁业，历史上都是开山淘沙得来称“铁沙”，铁砂炼成熟铁才能用于制造，其形如砖，称为铁砖。宋以后渐已衰竭，当时是临海古冶铁中心之一。同时章安也侧重了平原地区开发农业生产。在宋代基础上浚河修闸，进行水利建设。宋末元初之际，这一时期的经济跌落状况集中显现出来，也反映出当时元朝统治时期章安沿海战乱中百姓生存的惨状。由于元末政治腐败，赋税繁重，致使农业生产落后，椒北平原数千顷土地都已成为斥卤之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江西道监察御史蔡民玉“按地脉所宜，凿河若干，置闸若干，总萃以古桥闸”。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整治河道，以资蓄水灌溉，泄水排涝。满足农田灌溉的需要，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清时章安仍设税场，仍是货运的港埠，杜渎盐场的大宗食盐仍由此转输临海销往仙居、缙云、永康、武义等县。章安镇东蔡桥设有杜渎盐场贮运食盐的总厂，可以直接由蔡桥经景贤河驳运往临海。明代末期，倭乱连年，受害深重，地处东南沿海，沿海人民奋起抗倭，至今尚存许多抗倭遗迹。章安附近山巅尚存，有章安烽堠、新亭头烽堠、马峙烽堠、山门烽堠、太平山烽堠等。据《戚继光年谱》载：“隈而椒江之寇，南北分而为二矣，家严复督部兵包围黄礁山下至更余，四面仰攻，一鼓而克计，斩首五十有五级，生擒首贼二，俘夺获器仗一百六十有奇 ”。

清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为实行“海警”，奉令迁海，强令沿海内撤三十里而空其地，不得片甲入海。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得以解除海禁，全部展复遣界。解禁后，允许居民出海捕鱼，盐场也陆续恢复生产，沿海百姓生活也恢复如故。对外贸易开始，与章安隔江相望的栅浦、葭芷（家子口）两渡，已取代章安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浙江沿海通商口岸。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颓败的海门港方才“帆樯云集，商市渐兴”。随之葭芷（家子口）也成为南货转运发兑中心，大批南货从福建运到葭芷销售。嘉庆间，四明慈北鸣鹤场（慈溪）方庆彩、方庆禄兄弟俩迁寓章安方家里，方庆禄于嘉庆十一年（1806）在章安街创设“方万盛”药号，南北道地药材一应俱全，在台州各地延伸网点，创办药铺，以章安“方万盛 ”为总号，货物、人员相互支配，并附设栈坊生产成药。店员众多，资金雄厚，药材道地，声誉颇高，经营饮片有655种，自制丸、散、膏、丹、药、酒等达396种，不仅向台属六县拆兑，有的还远销苏、杭、沪等地，形成台州国药业之中心。章安“方万盛”总号，民国时曾在其店堂内挂有“百年老店，只此一家”，以显示其历史悠久。

章安历史文化名人众多，如六朝时期，东晋台州正史列传第一人任旭，晋名臣褚裒，农民起义首领孙恩，东晋临海郡太守郗愔。南北朝太平三年（442）七月孙权之三子孙奋，贬为庶人，谪守封章安候。西晋章安令成公绥、国清寺五祖章安大师灌顶，“天台山赋 ”辞家孙绰。宋代“平生为诗数千篇”的诗人杨蟠，驻马毕章安的康王赵构，脱险过台的文天祥，章安填词的李清照，台州大儒石嶅，名志总纂陈耆卿，元代词人于演、朱右，明代戚继光，清代史地学家齐召南，康乾盛世一门三才女叶素娘、吴蕙芳和吴茜云母女，书画大家赵之谦，官浙闽提塘总理塘务的武进士蔡殿魁等。他们或为官、或均临、或寓寄章安，流下不朽的足迹。李惠卿创办台州最早的乱弹班，被称为“山兵高腔”，追本溯源，现在的台州乱弹剧团还应该说是从山兵高腔班发展而来的。山兵高腔也加入了部分的乱弹内容，成为台州乱弹剧种中“山里乱弹 ”的主流。又有以章安命名的北宋杨蟠的《章安集》。清咸丰十一年（1861），客章安赵之谦的《章安杂说》，清临海著名学者黄瑞《金鳌山志》等文献著作留存于世。

古章安湖光山色，风景优美。清黄瑞在《赤城集》“牡蛎滩”文中谓牡蛎滩在“金鳌山之南，海门潮落，一望数里，乱石卵缀，多生牡蛎，今尽淤塞，其潮至处，犹牡蛎簇簇也。”清无碍寺“重整五祖讲台碑 ”载：“南眺章安古郡，牡蛎滩如在足下，昔宋高宗航海驻马毕于此”，“蛎滩返照”也成为古章安八景之一。六朝时期，无怪乎晋代的希愔在任临海太守时“在郡优游 ” ，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连从未到过章安做过吴尚书令的汝南人陈化，“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终老章安之意愿。

金鳌山，章安一方名胜，东南屏障，临江，历代文人题咏甚多。山上旧有祥符寺（又称善济院），设有高宗御座，宋高宗驻马毕之胜地，旧有祥符院，如画轩、唐开元八年（720）建的灵穆寺双塔和南宋石敦山讲学的观澜书院等，均年久圮废。山之东麓有元状元泰不华篆书题的蘸金洞（现己开岩炸毁）。街外下塘头之洋大道上立有清嘉庆八年（1803）柯氏“彤管扬徽”节孝坊于1966年文革中拆毁。

椒江南岸僻为通商口岸后，海门港开始活跃，成为交通经济中心，章安也持续它的经济中心地位。清至民国，章安经济繁荣，店铺各行各业一应俱全，西医、典当、南北货、百货、酿造、染坊、竹木柴炭、米业六陈、铜锡铁匠、蔬菜、瓜果、水产、饭铺、客栈等，其间还依稀隐露老字号的匾字招牌，人丁兴旺，商贾云集。古街东西走向长约660米，仅宽约3米。街内有三祠（叶、卢、林宗祠）、二阁（文昌阁）、二庙（东岳庙、祠山庙）、一桥（章安桥），先有洪、童、林，后有卢、叶、乔、章等姓氏聚居繁衍。清至民国的商铺店号林立，桥西街有张鼎丰南北货、叶义大染坊、福星医院、公济医院、王同德南北货、永成百货、五州药房分销处；桥东街有方隆盛、方万盛、丁春生、同仁春、方亦仁诸药号、南北货方鼎盛；糕点有张鼎丰、卢聚元、益生、叶顺利、卢福记；百货有叶宰登、池锦春、叶合利；杂货有叶元亨；典当有黄裕泰；染坊有余永丰、余永盛；酒坊有卢阜昌、卢聚元、李福兴，还有卢庆祥号时样首饰、崔源丰等商家店号和百年老字号，也保留着当年的兴盛气息。今老街内有清嘉庆十一年（1806）的“方万盛 ”药号，“余永盛”染坊旧址。乾隆十二年（1747），洪氏孝节门坊；咸丰二年（1852）祠山庙；光绪二十四年（1898）叶绳武的书回浦闸；同治十年（1871）进土蔡殿魁故居蔡家里；道光二十一年（1841）叶氏宗祠；光绪二十六年（1906）的鳌峰闸；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安桥等古迹。走进章安老街，亲身体味喧嚣中的宁静，感受城市曾经的兴衰与繁荣，漫长历史岁月，匆匆流逝，章安当年的风光早已不在，而漫步街巷中，一些留存下来的建筑和文字还能让人深刻感受古街当年的风韵，但章安古老的文化遗留史迹，人文景观，无不展示古郡光辉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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